近来，云南省大关县原编制办主任郭玉驰提早出狱的音讯引发重视。
2013年8月，郭玉驰将未满4岁的幼女抱至家中卧室施行奸污。该案二审判处郭玉驰有期徒刑8年，刑期履行至2021年8月24日止。我国裁判文书网显现，因在惩罚履行期间有悔改体现，2015年至2018年，郭玉驰被弛刑3次，共弛刑2年8个月，于2018年12月出狱。
本年12月15日，郭玉驰服刑的云南省昭通监狱回应媒体称，弛刑契合法令规则。该案受害者的代理律师陈维镖向我国新闻周刊表明，从情理上的确难以承受，但就法令视点而言，此类案子并没有约束弛刑的规则。
4岁受害者画下魔鬼图
据媒体此前报导，2013年8月24日晚，郭玉驰见未满4岁的小玉（化名）在路旁边一机电修理门市前游玩，遂起奸污之心，欲将其抱走施行奸污。因小玉哭喊，郭将其抱回原处，随后再次将小玉抱至家中卧室施行奸污。小玉母亲报案后，警方在郭玉驰家中将其捕获。
2013年9月24日，云南省大关县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定，郭玉驰被判有期徒刑5年，不承当民事补偿职责。小玉家族以为，法院一审判定量刑过轻，遂提出抗诉恳求。但大关县检察院以为，一审判定“定性精确，量刑恰当”，决议不予抗诉。
随后，小玉家族向昭通市检察院提交了《申述书》，请求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定进行抗诉。10月14日，昭通市检察院以为一审判定“量刑显着不妥”，提出“未依法从重处分，被告人作案动机卑鄙，违法行为影响恶劣”三条理由进行抗诉。昭通中院将该案发回重审。
2013年12月，郭玉驰强奸幼女案再审改判8年。此前，两边曾达到民事部分宽和，郭玉驰一次性补偿15万元，受害方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状。
新京报报导，此事产生后，受害的小玉判若鸿沟，总是做噩梦，也不肯与小伙伴一起游玩，乃至待在家里不肯外出等。
国家二级心思咨询师、深圳市紫阳心思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守莉告知我国新闻周刊，2013年10月，她曾对小玉及其爸爸妈妈进行了四五天的心思教导。其时，小玉曾画下一幅“魔鬼”画，王守莉称，一般4岁的孩子没有成画的才能，更不太会有清晰的作画意向，“但让她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的时分，她的画却是魔鬼般的狰狞可怕，阐明孩子留下了深深的伤口，心里的感触四分五裂。”
小玉当年画下的“魔鬼”
为此，王守莉拍下“魔鬼”的相片，并与小玉一起将其焚毁后，冲入下水道。在她的主张下，小玉母亲也剪去长发，扔掉了孩子的旧衣物，“给孩子一个新的形象，从心思上也是别离她的伤口”。
遭到伤口的不止是小玉，还有她的家人。王守莉称，事发时，小玉爸爸妈妈还很年青，并且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不只要考虑孩子的损伤，还要考虑自己的体面，乃至自责没能照料好孩子。
承受心思教导后，小玉的状况得到必定的改进，能够答应他人抱，也能够和外界触摸。“但损伤会产生回忆细胞，很难完全抹掉孩子心里深处的伤口”，王守莉称，假如后期的心思建造做得不够好，原始的损伤还会持续作祟。
在小玉一家搬离事发地后，王守莉还和他们保持联络，重视孩子的心思状况。但在时断时续几回通话后，2014年，小玉的爸爸妈妈不肯再交流，她也没再打扰他们，因此无法知晓一家人的现状。“到最后只能是他们自己疗伤，自己吞了一切的苦楚和损伤。”
四年弛刑3次，合理吗？
本年12月，韩国素媛案原型罪犯出狱的音讯发布后，郭玉驰弛刑提早出狱的音讯也被曝出，一时间，网友纷纷表明不解。
依据我国裁判文书网，在入狱两年后，即2015年9月开端，郭玉驰四年弛刑3次，共弛刑2年8个月，刑期至2018年12月24日止。
其间2015年8月，云南省昭通监狱初次提请弛刑主张书。相关刑事裁决书显现，郭玉驰在惩罚履行期间，认罪悔罪，仔细恪守法令法规及监规，活跃参加思维、文明、职业技术教育并承受教育改造，努力完成劳作使命。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5月的查核中获记表彰3次，特别表彰1次，被评为2014年度改造活跃分子。法院以为，郭玉驰契合弛刑条件，准予减去有期徒刑11个月。
2016年11月和2018年6月，昭通监狱再次提出弛刑主张书，郭玉驰被以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体现，两次别离弛刑1年和9个月。
对此，12月15日，昭通监狱办公室回应新京报称，郭玉驰弛刑契合法令规则，都是依照法令相关要求履行。我国新闻周刊曾联络该监狱，工作人员回绝承受采访。
得知郭玉驰弛刑提早出狱，王守莉也表明震动，并忧虑这个音讯会对受害方小玉一家形成冲击。“假如他们需求协助，我还会供给协助，但首先要尊重他们的志愿。”
小玉当年的代理律师、云南省政协常委陈维镖也称，自己经过媒体才得知郭玉驰提早出狱，“之前都不清楚，我以为还在监狱里”。
针对郭玉驰三次弛刑，陈维镖告知我国新闻周刊，从情理上的确无法承受，但从法令视点而言，现在并没有清晰约束强奸犯弛刑的规则，“假如他在监狱体现杰出，即使以为这个人不适合弛刑，执法机关也只能依照法令的规则来履行职责。”
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也表明，从现在发表的三次弛刑裁决及监狱回应来看，假如弛刑申报的体现资料真实性不存在问题，关于郭玉驰的三次弛刑，表面上均契合2017年前后最高法院弛刑规则。
殷清利解说，现在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强奸幼女类别恶劣罪犯的弛刑规则。2017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弛刑、假释案子详细使用法令的规则》第七条第二款也仅是针对强奸案子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弛刑起伏作出的规则，即“对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前款罪犯，以及因成心杀人、强奸、掠夺、劫持、放火、爆破、投进风险物质或许有组织的暴力性违法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数罪并罚且其间两罪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履行二年以上方可弛刑，弛刑起伏应当对比本规则第六条从严把握，一次弛刑不超越一年有期徒刑，两次弛刑之间应当距离一年六个月以上。”
“相似性侵未成年人，或是其他情节比较恶劣的罪犯，假如约束弛刑的话，需求从立法层面来处理这个问题。”陈维镖称。
作为政协委员，陈维镖正就特别违法人员预备提案。他表明，像强奸犯这类特别罪犯，应该在监狱里树立专门的监区，针对其进行控制和教育，以改动其过错认知；刑满释放后，还要树立必定的调查期或监督期，“确认完全改正，不存在或极不或许违法的状况，才能够让他们真实回归社会。”
殷清利则以为，关于相似郭玉驰在出狱后的调查问题，现在能够参阅司法部关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的工作制度予以行政层面的监管。但郭玉驰系刑满释放人员，其三次弛刑的施行现已阐明其改造较为活跃、有用，假如再行施行相关的专门监测，或许也是对改造罪犯的另一种轻视。
“但一起，关于与幼儿有关的教育组织等能够在国家层面树立相关的诚信体系，将有前科劣迹的列入阻止名单，这样能够从源头阻止此类事情的产生”，殷清利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