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荷兰版海报
《青少年哪吒》(1993)以两名台北边缘青年的生活细节，反映当前台湾年轻人游离于家庭与社会的孤独感，并将台北这个混乱而无秩序的“大工地”在画面上做出鲜明有力的呈现。是曾以电影《小逃犯》(1984)获亚太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蔡明亮编而优则导的电影处女作，全片以写实手法表现新新人类浮萍般的人生态度，野心不大但颇有感触。由于是低成本的制作，《青少年哪吒》在摄影和美术方面的质感稍差，但黄舒骏首次为电影所作的配乐却别具韵味，曾获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奖。影片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竞赛铜奖。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王渝文(左)和陈昭荣
《青少年哪吒》犹如纪录片真实纪录了那个年代社会中迷惘的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影片采用双线两个主角彼此对应的叙述，完整诠释地呈现出这个族群都市人类的沉浮感。
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由台湾徐进良、林清介的学生片自成一格，尔后不少导演都拍一部或多部学生片，并成为一类型片种。这些学生片处理那时代正在途上挣扎的青少年所面对的学校、家庭、社会、心理的压力。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任长彬(左)和陈昭荣
他们容易有越轨地方，也多停留在学生帮派，或成了太保、太妹的帮派，或成了太保、太妹的帮派纠葛，或男女恋爱这种单纯的情感关系上。故事大多发生在校园。教育体制的腐败，经常被学生片直接或间接影射及攻击。到20世纪90年代蔡明亮等导演后，以青少年为主题的青少年片，开始则触及青少年犯罪、吸毒、行窃抢劫、持枪杀人等20世纪90年代台湾新兴的社会问题。
《青少年哪吒》(1993)，不像徐进良、林清介的学生片那样，或台湾新电影时期对待青少年方式——作者带着自我认同的态度投入角色经验的刻画；而这部电影中的青少年已经在镜头注视下，与作者相当疏离的“他者”，他(她)们是容易被捕捉到内在生命的人物。这种人物的内心空虚，源自导演与拟仿对象之间，在主体认同上的分离，作者讲的是“他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经历过的故事，或别人成长经验，塑造出令人明确认同的角色。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陈昭荣(左)和李康生
哪吒是传说中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子，他与李靖父子不和，又大闹龙宫得罪龙王，连累父母，后来虽然刨肉削骨还身父母，以息龙王之怒，但最后还是藉着莲花莲叶重返人形，并成为封神榜上诸神之一。
蔡明亮看完动画片《哪吒闹海》，发现哪吒这个“永远的青少年”，“他叛逆的感觉很强烈，很像现代的青少年。每个青少年都是不顾一切的。”所以藉影片成功地忠实纪录1992年的台北及此时生活在台北这块土地上的青少年，再现当今台北生活景观和青少年的生存环境，以唤起历史记忆。导演再现90年代西门町的风貌，让大家对照现实，显现了都会少年的困顿迷茫。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李康生(左)和苗天
阿泽(陈昭荣饰)，是终日游荡于西门町的青少年一员。环境给他生活，给他金钱，供给他消磨时间燃烧青春的地方。睡觉、抽烟、电玩、出外找钱、夹着吃饭、泡马子做爱，过惯夜生活，白天睡大觉，他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这就是他的生活全部。
小康(李康生饰)，是在补习班念书的高中学生，和父母之间没有多少沟通，父母的单方面的关心，给吃用钱或求神问卜，他们不知道小康心里在想什么，小康也不会告诉他们。他的生活从此开始，犹如断了线的风筝，随着阿泽飘进西门町，飘入了台北的夜晚，飘入了电话交友中心，完完全全地飘于台北的大环境中了。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日本预告版海报
阿桂(王渝文饰)是个老家在南部的女孩，选择西门町为住所，因为这里不愁找不到工作，玩到很晚也不怕没人送她回家。她生性随便，可以莫名其妙地跟任何人同床，大概是只要看顺眼即可，醒来才问：“我现在在哪里?”心情不好，找报纸广告，随便找个人聊聊，约会，一切凭其心情或直觉做事，而她的直觉却是来自那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经过什么训练的大脑，或许是要到真正受了什么伤害才能警觉吧！台北几乎可以满足她所有的需要，可以很简单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到最后，阿桂和阿泽才会发现在台北竟然无法获得最基本的温暖和保障。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李康生(左)和王渝文
当小康遇上小泽和阿桂时，他还并未察觉到他对小泽的那种暧昧情愫，所以他对他们的跟踪只是作为一个处于性懵懂时期的少年对于欲望(两性间)最初的追逐。然而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自我内心潜在的同性恋情结如堵塞的积水般慢慢渗透出来，最终演变为一发不可收的雨水。
在小泽和阿桂在旅店中做爱时，小康却在大雨的旅店外。他将小泽的电单车的钥匙孔用粘胶堵上，作为性别符号出现的钥匙和锁孔引出一个巧妙得有点恶意的暗喻。雨中的小康已经彻底完成对自我同志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堵钥匙孔的动作便可看成一个同性恋者对异性恋潜在的敌对意识和破坏愿望的表露。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王渝文(左)和陈昭荣
在小泽的伙伴受伤后，向小泽提出要阿桂陪他，而小泽很讲义气地答应了。阿桂这才发觉在小泽的心里恋人是排在兄弟后边的。异性间的恋情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已经无法带给人安定感所以男性宁可追求同性间的友情，可以看作蔡明亮对男性间潜在依恋倾向的试探性的解读。
影片没有以卫道者或指导者的方式针砭青少年的价值观，也不故作光明或寓言者般提供答案，准确反映西门町青少年族群的生活。让观众警觉到现在的一些青少年处理他们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漫不经心，没有太多的是非判断、道德观，在他们看来过去未来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的好与坏，好的可以饮酒整夜不省人事，坏的是以血肉之躯与人搏斗，明天大家又若无其事地好汉一条。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陈昭荣(左)和任长彬
他们是那么匪夷所思，那么危险，只要他们自己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少男少女)亦敌亦友，既羡又妒的关系；虽然处在父子对立之关系中，却保有偷偷为对方报个仇或留扇门的感情联系；更在片尾那个直摇上天的空镜：窄小的西门町不是包袱，也是导演传达纠葛时的意象。更加接近台湾社会在急遽转变中，青少年所孕发的迷惘空洞及疏离。
他们的想法、作法已不是过往年代成长的人所能理解、想象。导演能敏锐捕捉这些映像并忠实地呈现，所描绘的社会情境不是虚构的；相反的，它因为那么准确，使其成为一部审视20世纪90年代台湾某些社会面貌的纪录片。影片表达了导演对青少年的关怀，让大人们正视一个他们现在面对的青少年世界，知道他们的子女在想什么？面对现代社会及四周的环境，扪心自问与青少年之间发生了多少问题，对自己有所自省。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美国DVD版封套
蔡明亮在影像、声光色彩上捕捉现在台北青少年的真实生活，多采实景拍摄，台北华西街、西门町都是青少年经常流连、浪荡、作案、工作、生活的场所，导演纪录了那些地方的风貌，和在那一带青少年的生活样貌、精神状态。呈现出分裂的、冰冷的20世纪90年代台湾青少年的身影，为时代更替，留下不容忽视的标志。
没有明星演员的演出，专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演技的生活化、自然、真实，是此片能达到纪实美学的关键之处。在4个演员中，只有王渝文曾经演过电影《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1991)、《烧郎红》(1992)，李康生演过单本剧《小孩》(1991)，而陈昭荣、任长彬则是新演员。蔡明亮主要让演员发挥自己的特质，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演出。不刻意做作，没有舞台腔调，他们所饰的角色让人们觉得在台北街头都随处可见，但他们个性迥异、鲜明、独特，给观众的印象又是那么深刻。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
平行、交叉叙述，应用对比蒙太奇、并列蒙太奇，并列、分头叙述将两条情节线同时按事物内在联系，交替表现，统一在共同的主题中。象征、隐喻、衬托、对比手法，含蓄或形象地表达导演某种寓意或某事件的情绪色彩。
小康和阿泽两个男孩，开场时，小康在室内，在书桌上刺钉蟑螂，窗外下着雨；雨夜，阿泽和阿彬在室外偷公用电话钱。后段高潮戏是另一个雨夜，阿泽在旅馆跟阿桂做爱，小康在室外淋雨弄坏阿泽的摩托车。最精彩的是小康住进旅馆房间，而阿泽走出房间，以及各自洗脸镜头的剪辑交错。导演不露痕迹地刻画了翘家不归的两个男孩，他俩同质性、互补以及共生关系，就像阿泽在狮子林电动玩具店作案，被困一夜的反倒是小康一样。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王渝文(左)和陈昭荣
水适时出现或无所不在(雨天、阿泽房间地上的积水)，非但联系他们俩，而且隐喻他们所处的台北恶劣的环境，台北西门町或繁华市区，既孕育青少年又腐蚀青少年。阿泽自慰或做爱的纵欲，对比小康没有性纵欲，但喜欢恶作剧，装神经病让父母惊慌；又如小康的父母的喋喋不休映衬小康的默默无语，而又投射到片中阿泽父母永远缺席。青少年对人淡漠，对小生物残酷，揭示现实台湾社会中青少年更加受到漠视。
在结尾的时候，痛苦的阿桂对小泽说：“我们离开这里好不好?”，阿泽问：“你要去哪里?”戚戚焉地说出这些边缘人的困惑与身不由己的处境。在这个腐朽而破败的城市里，异性间的恋情已经失去了信任和希望而走入穷途末路。而另一边男同志小康骑着电单车告别了虚伪假面的过去步入了真实而不确定的未来。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剧照
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是缺乏戏剧张力，如电影开场，夜晚下雨的台北，圆规下钉的蟑螂，用力敲破的玻璃，课本上的滴血等，这给观众很大的想象和期望，本应有张力和爆发力，但却没有发生，给人的心情落差较大。小康与阿泽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明显。比较接近电视影片，场景平面化，缺乏纵深，主要使用电视影片平板的灯光设计。这与蔡明亮过去所拍的电视影片，在色彩明暗所能塑造的美感及意义上，并无明显的差别。
电影《青少年哪吒》(1993)中文版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