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予霞
学界传喜报，闻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新作《实际主义的二律背反》（以下简称《现》）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出书了。詹姆逊的文学理论历来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比如《政治无知道》中对《老小姐》、《吉姆爷》和《圣经》的令人难忘的阐释；对处于跨国资主义年代中的第三国际文学主题的敏锐发现。他在新作《现》中，又有新的开展，首要表现在：初次对“实际主义”进行现象学直观剖析，愈加重视作家著作的内涵精力的直觉开掘。在对左拉、托尔斯泰、加尔多斯著作解读中，他抛开过往的“三层阐释法”，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审美感触中从头获生命的体会。关于一位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任务的理论家而言，此书不啻为咱们供给了一部理论与审美完美结合的模范之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一、对实际主义的实质复原
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实际主义是一个最具歧义性的概念。它被层层掩盖，直至失掉本来面目。咱们评论实际主义，一切的考虑都没有击中靶向，而是偏移到其产生及散失的两个端点，并堕入一系列的二元敌对中：实际主义与传奇、实际主义与自然主义、实际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且这些二元敌对无不具有杂乱的政治含义，都企图引导读者对实际主义做出非此即彼的挑选。经过这样的调查后，詹姆逊发实际际主义歧义就在于其内涵的二律背反，这样他有必要做一番现象学的实质复原。
詹姆逊在《现》中重复着重作现象学含义上的调查，应当引起咱们的留意。他首要指出了卢卡奇对实际主义的评论，也是针对它蜕变为自然主义、标志主义、现代主义的批判；而罗伯-格里耶倡议“新小说”，不过是以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技巧现已走投无路，难以展示今世实际。明显，他们都是针对实际主义的散失端。假运用二元敌对的思想来界定实际主义，把两个端点的要素除掉，就会呈现一种前史的断代式的描绘——它不过是19世纪30年代呈现的一种文学思潮。而这种立足于前史断代的描绘有可能把文学史置于抽象的文化史，继而进入根据生产办法的前史办法，这就对杂乱文艺现象进行了前史的大简化。并且又由于实际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一敌对概念自身现已是一种前史叙事，因而，它也不能被视为某种结构或文体问题。凡此种种，都标明咱们很难把实际主义确定在某种固定的含义中，由于它现已跨越了自己所属的那个前史时期。
《实际主义的二律背反》
作为实际主义的坚决维护者，卢卡奇在论说小说办法与前史联系时，他的情绪却是迷糊的。他在《小说理论》一书中以为，办法的重要含义在于将表征问题化，使得办法可以记载一种彻底尘俗的现代性及其无法谐和的敌对。卢卡奇在后期的著作中，又把现代性视为资本主义，把小说看作实际主义，以为小说的功用在于提示前史动力。在这些把实际主义小说置于办法问题的解说中，办法是否记载了某个社会开展情况，或许办法自身便是社会对其开展情况及其潜在问题的自觉知道？面临这些问题，卢卡奇含糊而含糊的态度，为实际主义添加了又一层掩盖。因而，詹姆逊感到有必要从内容与办法两个方面临实际主义进行实质复原。
首要，作为一种办法，实际主义在前史上一向与去神秘化相关联。去神秘化首要表现为办法的多样性，在《堂吉诃德》中便是对传奇的不断拆解，使得那种经过美化骑士价值展示社会特征的办法被大大削弱。塞万提斯正是经过实际主义的叙事战略，消解了西班牙社会结构中的心思与价值剩余，让读者感触到实际主义叙事的力气。当现代主义小说开端建构全新的片面体会时，这种对社会的否定功用就开端衰减，去神秘化就转变为陌生化。此刻著作中的情感颜色形始阑珊、抛弃或退让，直至走向带有现代主义激动的新知道。
其次，实际主义的内容总是与财物阶级和财物阶级日常日子的办法密切相关。这儿，办法往往经过内容加以展示，恰如一幢建构物，由实际主义和叙事一起参加完结。叙事所含有的批判历来都是有针对性的：它直面财物阶级社会，却没有展示人们所期望看到的一面。正由于如此，实际主义文学的知道形态功用得以显示出来——诱导读者承受财物阶级社会实际：舒适、本位主义和金钱。也就完结了实际主义小说稳固社会秩序，增强财物阶级社会反抗前史，抵抗改动的社会功用。这样的剖析是根据詹姆逊一向的政治无知道的。
在詹姆逊看来，实际主义是一个十分稠浊的概念，人们常常把实际主义与小说混为一谈，往往把二者看作同一目标：小说的前史无异于实际主义小说史。他以为很难用某种一致的规范来界定实际主义。假如咱们期望从实际主义中取得某种社会认知，终究得到的却是知道形态；如若咱们希冀取得一种审美满意，成果只看到了一些过期文体或装点品。因而，詹姆逊倡议辩证地看待实际主义，聚集于它的二律背反。他精彩地描绘了实际主义的二律背反运作：作一个前史进程和演化进程的实际主义，其间否定与必定相互环绕；其产生、开展的进程一起也是它自我分解、拆解和散失的进程。这是一个悖论，一种不规则现象，詹姆逊把它描绘为一种敌对结构，或两难之境。当敌对面消融为一体时，导致这一现象的要素一起也作用于这一现象，促使其分裂。一致体不是混合，而是敌对，在相互招引又相互排挤中的比赛与一致。这正是詹姆逊企图要提示的二律背反在实际主义内部运作办法。
总括起来看，实际主义不过是由各种不同资料不断混合，直至演化成了小说的办法。详细说来，它包含以下成分：歌谣、广告印刷品、报刊摘要、回忆录、日记与信件、民间故事、神话的款式。作家根据其叙事成份，从这些繁芜的书写款式中挑选出典型，并凭仗叙事总动让小说趁热打铁，比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的著作。在这个进程中，它的两个端点也明晰展示出来：一是关于叙说故事的谱系及其故事，二是感触在文学展示中的呈现；前者指向曩昔，后者指涉未来。假使咱们一起掌握这两个端点，才有可能对实际主义进行新的界定。当朴实的讲故事办法和场景描绘（特别对片面感触的描绘）共生互利时，实际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二、实际主义的两大驱动力：叙事激动与感触
探求实际主义的实质特征，咱们有必要先剖析实际主义与叙事的差异，由于人们一般把实际主义视作叙事。为了剖析这一问题，詹姆逊提出了“叙事激动”。这是叙说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它先于实际主义小说，并在实际主义小说鼓起之后如影形随。叙事激动的直接产品便是“故事”。这儿，詹姆逊从实际主义的显性动因叙事切入，层层剥离直至叙事激动，从而呈现出叙事结构多样性、变异性。
叙事不外乎是要叙说关于个人日子或命运独特性的故事。詹姆逊欣赏萨特从哲学和知道形态角度洞析故事与小说的差异敌对，把莫泊桑的短篇故事解说为财物阶级的日子场景。萨特以为小说应该叙说关于实在的存在之事在时刻中的打开。叙事的时刻归于曩昔，所述之事在叙说开端之前现已完结，归于现已产生的前史工作。可是，小说却可以展示对自在宣布呼唤的此刻此刻，一起赋予没有明晰的未来以开放性。一言以蔽之，叙事的意图在于展示未来的开放性，即使曩昔的时刻原封不动，人类也得用举动对其进行重写，使之产生改动。亨利·詹姆斯把叙事与小说之间的边界表现为“叙说”（telling）与“呈现”（showing）之别。假如工作由叙说者叙说，便是复述；假如是从工作产生时刻进行展示，则为呈现。这两种战略在小说中替换运用，并且从一种转换到另一种的进程中具有了形而上含义。例如，《十日谈》中闻名的《猎鹰》故事：为了得到一位贵妇人的爱，费德里哥散尽金钱，最终只剩下一只猎鹰。当贵妇人来访时，他现已一贫如洗，只好把心爱的猎鹰做成甘旨款待客人。后来当贵妇人得知工作本相后，改动了原先对他的观点，容许了他的求爱，嫁给了他，而他也因而又成了有钱人。
《十日谈》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把不同的含义聚集在“猎鹰”上，将叙事时刻浓缩为一种特别的感触，时刻使得空间中的那件事闪现为一个“特别时刻”。这儿的“猎鹰”不是某种标志，而是起到了统领与深化故事的作用。“猎鹰”便是主题，并担负着相应的叙事功用。“猎鹰”是费德里哥的悉数，一起也是一个代替物，代表他对贵妇人的火热情感，由于对方无动于衷让他备感失望。正由于如此，他才把猎鹰当作自己的悉数奉上。关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具有重要含义，若不是为了她患沉痾的爱子，贵妇人也不会特地访问费德里哥的。假如小男孩不是生命垂危，他也不会让母亲去见费德里哥。“猎鹰”使三人的受挫爱情结合在一起，令故事完美，带给读者一种凄美而满意感。
虽然已产生之事不可逆转，可是，它在现在或未来被重写、批改，由于读者永久处在现在，并将不同的时刻带入叙事进程。这就涉及到知道中的现在与线性时刻的问题。知道中的现在归于非个人的，是永久的、存在的实际，它从外围操控着朴实的场景，即呈现。事实上，叙事与小说、叙说与呈现所展示的是命运与长久的现在。在詹姆逊看来，实际主义来自敌对项之间产生堆叠后的界面之中，实际主义是永久与时刻之间的张力及其成果。
感触是实际主义的第二大激动，詹姆逊把它视为叙事的敌对面。由于叙事的所述之事均已产生，故事里的一切工作都以线性时刻先后呈现。当阅历复原到无限期的现在时，它只能依附于身体。详细而言，身体被孤立在无期限的现在，它开端感知更多的感官信息，即感触。这儿的感触指身体的感觉，而爱情则归于知道到的状况。例如，巴尔扎克对伏盖公寓的描绘：“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无法用言语描绘的气味，只能作公寓气味。那是种关闭的、发霉的、酸腐的气味，吸进鼻孔觉得湿润油腻，还有一种阴冷直接穿透衣服；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碗碟、救济院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这儿的描绘展示了第一印象，即感触。它没有切当的称号，难以分类，可是，人的感官却被调集起来。这种气味成为文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前言，把感触凸显出来。事实上，感触的感染力——人与人之间的传达——是气味的成果。可是，这儿的描绘不只是为了引发感触，并且表明某种含义。在对巴尔扎克而言，任何相同看似归于生理领域的感觉——霉味、腐臭、油腻的布料——都具有含义，是一个符号，或许某个故事人物相关的某种品德标志，标志其社会地位的寓言：面子的赤贫、龌龊、暴发户的装模作样、旧贵族特有的那种尊贵。总归，这种感触不彻底是感觉，它自身现已是一种含义、一种寓言。
福楼拜比巴尔扎克晚了十年，选用的办法则是对叙事言语进行精心安排。两位小说家用不同办法调整言语办法，展示前史改动中的逼真感触，叙说主体及其感知的差异。詹姆逊从言语及其展示的现象学含义对感触进行讨论，有助于从前史维度提示对爱情进行命名的符号系统与无称号的身体感知之间的张力。
三、对左拉小说的精密解读
在19世纪实际主义小说家傍边，对感触进行最丰厚、最生动展示的当属左拉。与卢卡奇相同，詹姆逊倾向于把左拉视为实际主义小说家。左拉在《卢贡—马卡尔宗族》中，以“有缺点的遗传基因”，把各种人物及其联系编织成一个巨大而杂乱的族谱。透过这些联系网，读者看到有关“人类命运”的演绎，即一个根据生物学态度的叙说结构。这种叙说结构在古怪弯曲的情节推动中演化成一种厄运，左右着人物的命运。
普法战役以及忽然坍塌的第二帝国，为左拉调查社会、调整视角供给了千载难遇的时机，这便是《贪欲》的创造布景。前史资料直接摆放在左拉面前，由他规划适宜的创造办法。左拉用一种试验姿势代替此前的政治态度，其调查的目标不只仅是感触，而是被命名了的某些情感，即情感的美学表达。怎么处理人物前史与故工作景，这是左拉有必要面临的问题。他学习刚刚鼓起的印象派绘画艺术，用言语展示图像场景。这种语像办法要求叙说者像摄影师那样，对准物体一起移动开麦拉，使每一个聚集目标顺次进入镜头，就像前期电影中的现象相同。
左拉笔下的描绘没有过多的隐喻含义，首要是关于现象及其或然性的记载，包含光秃秃的生理与身体现象，感触就在这种描绘中得到闪现。《巴黎的肚子》的开篇，故事布景是新完工的巴黎中心菜商场，拂晓之前新就任的巡视员弗洛朗忽然来到这儿。此刻，载满货品的卡车也纷繁抵达。菜商场里很多的蔬菜，一堆堆血淋淋的动物肉类，还有奶酷、腊肠……左拉从描绘鱼的品种开端，一页接着一页写下去，各种鱼类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怪物与异类。正是这种视觉现象孕育了感触：当某种被命名了的爱情逐步损失其力气时，用于描绘这种爱情的词语反而为描绘的言语供给了新的空间，使得某些未被展示的、未被命名的感触一起涌入词语空间，继而拓荒自己的言语空间。在气味的作用下，弗洛朗的身体阅历了一种感觉引发另一种感觉，并相互叠加，他感到阵阵厌恶。
在左拉一切的著作中，叙说中心常常从一个人物切换到另一个人物，表面上看毫无规矩，实际上却构成了两层角度，就像画家对绘画艺术的探求那样，把主人公对国际的探究一起呈现。他没有让前者的视觉替代后者，而是让它们平行开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立体的视觉画面。左拉选用此办法的意图在于将感知从详细的调查者（个别）中开释出来，使调查独立于人物。弗洛朗长时间远离城市日子，久未与人打交道。更重要的是，眼前现象不同寻常：商场里人声嘈杂，各种气味，闻之欲呕。在此情况下，他的调查变得不同寻常，感知记载着来自外部国际的激烈冲击。
《妇女乐土》
在《妇女乐土》中，小说详尽描绘白色的桌布和床布，呈现人物的幸福感。主人公慕雷沁入白色的幸福感极端激烈，引诱着投资人，引发各方竞赛。展示在小说里的这一幕犹如管弦乐中重复呈现的合唱，每一次重复内容都相同，但每一次重复都明晰可辨。故事人物探究着存在的含义，左拉把那些与感觉相伴的信息以一种自我呈现的办法摆在读者面前，故事人物开端显得可有可无。随后，左拉就让这些人物的愿望得到了开释，并把那些赋有商业意味和解说功用的名词搜集在一起，影响着读者的感官。这儿有两个隐喻层：一是感官的，它在实际日子中以各种办法存在，便于人们辨认不同物品——鱼、奶酪，及其特色；二是与故事中那两位闲谈的女士具有照应联系的某些标志含义。在她们眼里，各式各样的事物在周边频频产生、从不间断。这种现象与谣言的传达办法具有相似性。就弗洛朗的比如而言，他的个人日子、冒犯国家法律的不良记载，以及难以启齿的放逐阅历，终究会本相大白，就像难闻的气味相同，总有源头。左拉提示读者：“有那么一瞬间，你会觉得勒科尔太太和萨热小姐分布的谣言蜚语，便是这股难闻气味的源头。”
此外，左拉小说中的感触的展示具有主动指涉的特色，它闪现为办法，但在展示进程中又将其变为自己的内容。他对感触激烈程度的着重也因而成为一种审美知道形态，用以解说他的小说实践。左拉的小说犹如一个巨大场所，五花八门的身体不计其数；这些身体一向处于运动之中，并在不同的空间中，如房间、大街，构成各种交叉点。《小酒馆》里散发着恶臭的漆黑旮旯，《萌发》中暗淡的地窖，标志第二帝国迂腐的洛可可风格客厅，这些空间里挤满了各种身体，个个形象生动、毫不相同。至于外部空间，新的修建与断壁残垣一起呈现，大写的前史与其他前史构成的现象学图景拥堵在一起，不断向周边扩展。在这儿感触变成了一幅对照图，强化了小说的实际主义作用，一起又不至于使这一作用滑向其敌对面。
詹姆逊对左拉著作的精美而引人入胜的阐释令人激赏。这一切都是他在对实际主义进行一番现象学调查之后，剥离出它的内涵动力——叙事激动与感触——的基础上打开的。要精确阅览和了解詹姆逊的《现》，就有必要考虑这一点。而这一点在任何一位实际主义小说家的著作中都是重复呈现的，恰如管弦乐中的合唱相同，左拉如此，托尔泰、加尔多斯也如此。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正：栾梦